以论文数量为主要评价指标,分类评价改革稳步推进

科技评价是科学共同体内部自治的一项基本制度,是衡量科技创新活动及其主体水平和价值的主要依据,也是新时期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刚刚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改革科技评价制度,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这为我国在新形势下深化科技评价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了以量化为主的科技评价制度,形成了以SCI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数值、专利数量、科技项目和科研经费数量等为主要指标的科技评价体系。这一评价制度和评价体系,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我国追赶世界科技先进水平、跻身世界科技大国行列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种指标单一化、标准定量化、结果功利化的“GDP式”评价制度,也导致重数量轻质量、重基础轻应用、重个人轻国家、重跟风轻创新、重短期轻长远等不良倾向愈演愈烈,日益暴露出不利于良好发展的创新生态、制约科技发展的诸多弊端,更与新时期我国创新发展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要求不相适应,亟待深化改革。

科技活动是高度专业化的工作。科学发现的意义在于原创性及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技术创新的意义在于其重要的应用价值。对科研活动的评价必须尊重不同的规律和价值观。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适宜。只有根据不同类型科技创新活动的特点,实行差异化分类评价标准和方法,才能提高科技评价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对基础前沿研究,关键应看能否原创提出和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开辟或拓展新的领域方向。发表科技论文是研究成果的重要产出形式之一,但不能简单以论文数量“论英雄”。像河北科技大学韩春雨副教授“十年磨一剑”,其间只作为通讯作者发表过两篇中文论文,却在基因编辑技术领域“一鸣惊人”。一些国际一流科研机构进行学术评价时,往往也只看申请者在一定时期内做出的5项最重要工作,而不是只看其发表论文的数量。要注意到学术期刊既有传播科技成果功能,也有一定的营利性目的。以论文数量为主要评价指标,容易扭曲科研成果的知识价值,导致一些科研人员避难就易、盲目跟风,使科研工作偏离正确方向。

对应用研究和技术研发,则应强化需求导向,突出应用价值,强调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问题,注重创新活动的实际贡献。这类科技活动,不能只是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由好奇心和雅兴驱动的自娱自乐,而要紧紧围绕国家发展的重大需求和人民的关切和需要,致力于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对这类成果的评价,更不能简单依赖或片面使用各类检索工具,而是既要评价其学术价值,更要由市场和用户评价其经济价值甚至社会文化价值。科技评价是个“指挥棒”,要引导科研人员牢固树立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价值观,潜心科研,攻坚克难,出创新思想,出创新成果,使更多科研人员像“太行新愚公”李保国教授那样,为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把科学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

科技评价的核心是价值观。当前科技评价中附着了太多经济、人际、文化等方面的非学术性因素,既需要刮骨疗毒、猛药去疴,也需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坚守学术性、独立性、公正性,是科技评价的基石,应尽可能推广国际评估,强化利益回避制度,减少非同行评审,减少“拼关系”“比出身”等干扰,减少与职称、待遇、经济资助等实际利益挂钩,尤其要避免通过评价给科技人员戴“帽子”、抬“身价”,甚至助长“攀比”“转会”之风,破坏学术生态乃至全社会的创新文化。要协调推进人才、项目、机构等评价改革,突出科技评价的激励、诊断、导向功能,强化荣誉性,戒除功利性。此外,科技评价还应去繁除苛,提质增效,精简评价流程,共享评价结果,最大限度为科研人员“松绑”,使科研人员有更多的时间安心致研、潜心创新。

分类评价改革已见成效,但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仍然存在“以论文论英雄”的现象

“唯论文导向”如何扭过来?(关注·改善科技创新“软件”①)

本报记者 喻思南 冯 华

分类评价改革稳步推进,但过于倚重论文的倾向还没有完全改变

不久前,国家出台的《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在科技界引起热烈反响。该《意见》提出人才评价要分类,要科学设置评价标准,包括“坚持凭能力、实绩、贡献评价人才,克服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等倾向”“着力解决评价标准‘一刀切’问题,合理设置和使用论文、专著、影响因子等评价指标,实行差别化评价”……

去年底,在多部委联合出台的《中央级科研事业单位绩效评价暂行办法》中,也提出科研事业单位绩效评价“应重能力、重绩效、守规范、讲贡献”,将中央级科研事业单位分为基础前沿研究、公益性研究、应用技术研发等三类进行评价,在绩效目标设定、评价指标选择、评价方法运用等方面均体现各自类别特点。

这一系列与评价制度改革有关的举措,让广大科技工作者信心提振,备受鼓舞。

“科技评价是对科学技术活动及其产出和影响的水平与价值进行判断的重要工作,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包含了机构评价、人员评价、项目评价等多个方面。”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第三方评估研究支撑中心主任李晓轩说。近年来,我国的科技评价制度不断完善,分类评价改革稳步推进,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基础轻应用、重短期轻长期等现象,少数高校、研究机构、科研管理部门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把高水平论文作为科技成果评价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标准,从而产生不符合客观实际、“唯论文导向”的现象。

“培育出一个新品种与发表一篇高水平的SCI论文,不好判断谁水平更高、贡献更大,也不好用同一把尺子来衡量。”中国农科院研究员王济民说,近年来受论文这个指挥棒的影响,一些专长是培育品种、研发农机的农业科研人员也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来发论文。

某国家级研究所科研处处长王宏宇介绍,他所在的研究所几年前就在推进分类评价改革。现在单位内部评职称、评奖项不会只看论文,成果转化做得好照样能评上副教授。不过,过于倚重论文的倾向仍没有完全改变。“所里一位公认的对产业发展有重大贡献的专家,在参加一项国家级人才评选时,因为没有‘高影响因子论文’而落选。”

论文评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唯论文导向”不能完全体现科研成果的水平和价值

SCI是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引文数据库,具有几十年的历史。SCI从全球数万种期刊中选出3300种科技期刊,涉及基础科学的100余个领域。每年报道60余万篇最新文献,涉及引文900万条。在SCI收录的期刊上刊登的论文即为SCI论文。

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徐芳介绍说,上世纪90年代初,有国内高校将SCI指标引入到科研人员的绩效考核体系中,之后被高校、科研院所等广泛采用。“论文评价有一定的合理性,学术论文是反映科研成果的最直接载体,科研人员把论文发表在专业期刊杂志上,与同行交流切磋,这也是国际学术界的通行做法。”

徐芳说,以SCI论文指标为主的量化评价以其简明、客观的特点,助推了我国论文数量大幅提升,也在论文质量和国际影响力提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这一评价指标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不仅用于科研人员评价,还被用于科技项目评价、学科评估等,但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也渐渐出现“唯论文导向”或“论文一刀切”等现象。

“为提高量化指标的科学性,相关单位除SCI论文篇数外,还发展出诸如影响因子、引用数、高被引用等指标,尝试更为科学地进行学术评价,但这些不能掩盖量化指标本身固有的不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汽车工程系教授许骏说,一些科研人员“利用”规则,把一篇文章拆成几篇发表,或者通过作者自引、多引、小团体之间的“友情互引”等方式提高引用数指标,这些都会让SCI论文指标的真实性打折扣。

李晓轩也认为,SCI评价工具本身存在一定局限,不能全面反映科研活动的情况和成果的价值。比如,SCI期刊收录存在着学科分布不均、刊物筛选缺陷等问题。

北京某研究所的一位青年科研人员告诉记者,被引用频次高低不能简单地用于评估单篇论文的质量,这已经成为国际共识。“比如生物、化学的论文肯定被引用多一点,数学就差一点。而在数学领域,数学应用领域的论文引用数量往往多一些,纯数学理论的相对少一些。”至于影响因子,有的领域专业期刊也许影响因子略低一点,但其在业内可能更受认可。

不少科研人员在采访中表示,科研活动有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等分类,它们的成果形式不同,需要科学合理、适合其特点的评价方式和指标。如果都简单地用论文这一指标来衡量,结果很可能不能完全体现其水平和价值。

在“唯论文导向”影响下,有的科研人员为了完成年度考核工作量、挣年度SCI论文“工分”,不愿去做那些周期长、有原创性、前瞻性和引领性的课题,而是挑容易出论文的短平快课题。还有少数科研人员迫于职称晋升、业绩提升等压力,搞论文造假、抄袭或代写,破坏了学术生态。

根据不同类型科技活动特点,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

改革科技评价制度,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这已成为政府和科技界的共识。

《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要根据不同类型科技活动特点,注重科技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制定导向明确、激励约束并重的评价标准和方法;基础研究以同行评价为主,特别要加强国际同行评价等。

中科院目前已把科研评价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提出重大成果产出导向评价体系,开展国际专家诊断评估。不少受访专家都表示,这些探索与实践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弥补当前科技评价体系的不足,由于科技评价是一个系统生态,因此还需要更高层次的体制机制设计。

“当前科技评价中出现的问题是伴随着我国科技事业的快速发展积累形成的,是前进中的问题,也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李晓轩表示,今后应该更加注重科研成果的质量和影响力,不宜过度强调量化指标。科技评价体系应更加注重引导高质量产出,服务经济社会实际需求。“这也是国际上科技评价的大趋势。”

徐芳建议,当前亟待解决的是纠正科研评价过度依赖量化指标问题,并对评价结果的使用进行规范。首先应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模式,改革科技评价方式,让其更好地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服务创新。同时,继续完善分类评价体系和方法,在评价方法上要体现个性化、多样化和工具化,还要注重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结合。

“科学研究是高风险、具有极大偶然性的创造性活动,需要长期积累才会引起质变。应当尽可能减少评价导向的影响,在建立合理资源分配机制的前提下,赋予科研人员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的自主权。营造自由宽松的氛围和健康有序的学术生态,能有效抑制量化指标可能带来的急功近利取向。”许骏说。